从中国文物拍卖发展史，看数藏交易市场潜力

笔者想结合文物拍卖的发展来谈一谈我对数字藏品二级市场的看法。因为从商业层面来分析，这样的交易模式和文物艺术品领域的拍卖模式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一、如何看待数字藏品和文物的稀缺性？

文物和数字藏品，二者从形式上看起来似乎并无太多关联，但是如果从稀缺性和收藏价值两个重要的共同属性来看，它们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首先来说稀缺性，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格里高利·曼昆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这样定义稀缺性“稀缺性是指现实中人们在某段时间内所拥有的资源数量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时的一种状态。它反映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更直观的定义——不可伪造的成本。

伪造一个东西的成本越高，那么在经济社会中它的价值就会相应的越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稀缺性决定了价值。举例来说，一件商代青铜器在今天的市场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稀缺性来源于时间，没有人能够回到2000多年前铸造一件青铜器再带回到当今社会；而数字藏品的稀缺性则在于它铸造、流转于区块链之中，每一件数字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且无法复制的。以今天的视角，文物和数字藏品的稀缺性分别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维度，但在本质上它们没有区别。

接下来进入本文的主题。先来了解一下目前文物藏品的二级市场状况，除去直接私下交易的情况之外，如今大多数文物或艺术品的流转交易都是通过拍卖来进行的，拍卖也是目前该领域内最为活跃、公平、公正、公开的一种商业形式。

二、中国文物拍卖发展简史

最早的文字记录的拍卖行为是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著名学者希罗多德有着对古巴比伦的婚姻市场上有关拍卖新娘的记载。在中国，拍卖这种交易形式始见于魏晋时期，当时称其为“唱衣”。到了唐代，这种交易形式更为普遍。据唐玄宗二十五年(737年)《通典》一书记载：“诸以财物典质者，经三周年不赎，即行拍卖。”“拍卖”这个词汇正式出现在中国典籍中，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拍卖这种交易形式在沿海的广州、上海、天津等城市已比较普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拍卖这种交易形式沉寂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为新中国的拍卖行业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成功举办，实现了政策上的突破，首开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先河。

自1992年北京首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以来，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从出现到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共出现三次拍卖高潮。

第一个时期是1992年至2002年，这10年间中国文物行政部门通过举办文物艺术品拍卖试点，总结经验，修改补充文物政策，商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相互配合，促进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顺利走过健康稳定的发展期。

1993年6月17日，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举行首场拍卖会，推出晚清至当代名家书画精品155件，成交117件，总成交额829万元。

1994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两家拍卖公司成交文物与艺术品2000件，成交额6600万元。

1995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达1.05亿元，创造了一场拍卖会超过1亿元的纪录。

1996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上海朵轩云四大公司成交8000件，成交额5亿元，单件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有23件。

1997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10615件，成交总额4.56亿元，单件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有26件。

1998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6554件，成交总额4.3亿元，单件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有35件。

1999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8000件，成交总额3.6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有25件。

2000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6383件，成交总额3.5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有27件。

2001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7800件，成交总额5.87亿元，单件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有119件。

2002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中贸圣佳、上海敬华四大公司成交拍品8796件，成交总额7.35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有79件，其中超过千万元的有3件。

在此期间，顶层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1995年6月国家商业部紧跟中央改革开放部署，加强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牵头成立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有了行业系统的组织领导，引导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健康、规范的轨道上发展前进。

1996年国家文物局又下发《关于一九九六年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的实施意见》。同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国家文物局颁发《关于加强文物拍卖标的鉴定管理的通知》。

在相对完善的法律保护和政策监管之下，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走上康庄大道，于是迎来了第二发展阶段。2003年至2009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总额高达589亿元，增长19633倍，排名世界第二。

与此同期，国内的拍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另外无论是从拍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2010年，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杭州西泠、中贸圣佳、北京荣宝、北京华辰八大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成交额达242.5亿元，超千万元的拍品有345件，超亿元的11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第三个高潮。

三、数字藏品二级市场的前景如何？

其一，在发展方向上，笔者持乐观态度。从上面我们对于新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历程的总结来看，新生事物的成长往往需要经历自下而上突破和自上而下接受（监管）的过程。简单来说，今天我们讨论数字藏品二级市场的环境，其实和上世纪90年代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兴起非常相似。如今也需要有先行者走出去，实现第一步自下而上的突破，向市场和其他数字藏品行业的参与者证明，一个开放的有序的二级市场是更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也是更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进而推动顶层设计者完善相关规则，进一步规范市场的秩序，奖优惩劣。如果哪家能够在第一阶段成功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那么无疑将抢占数字藏品二级市场最大的份额。

其二，在市场潜力上，笔者认为数字藏品二级交易市场是一片蓝海，而且无限广阔。上面我们提到，新中国文物拍卖市场在17年间，增长了近2万倍。反观当下的数字藏品市场，据统计，去年国内发售的数字藏品数量超过450万份，交易额价值约1.5亿元，头豹研究院预计到2026年，国内数字藏品的市场规模将达300亿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计算的一级市场的规模，一旦二级市场中的流转有序放开，那么前面关于2026年数藏市场300亿元的预测还将有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空间，由此可见，数字藏品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

这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关注数字藏品二级市场动向的原因，一方面侧重早期创业团队的动向，另一方面希望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可以作为推测未来政策走势的痕迹。总之，对于国内的数字藏品市场我是非常看好的，也相信关于二级市场的指导方案最终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